国家资本主义

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卷，第一卷就是价值论，第二卷讲资本流转，第三卷本来是要写国家与资本的关系，但是在国家和资本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马克思遇到了障碍，在他看来19实际中叶的无产阶级是无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阶级需要国家作为载体，作为伦理和法理的载体，而马克思在伦理和法理的构建中看到了问题。马克思没有写资本论第三卷，但革命的发展十分迅猛，急需一个理论基础，所以列宁写了《国家与革命》，而这本书才应该是资本论第三卷，列宁在讲述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但遗憾的是列宁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这个小册子以及他构建的苏维埃政权，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完整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掌控所有资本。

苏联构建了完整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它被称为社会主义，今天看来它和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它只不过是由国家掌控资本的一种状态，从历史角度看，国家资本主义直接将产业资本的在国化表现为国家资本，快速的实现了无产阶级或者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这个民族的工业化，进入现代化，用黑格尔的话说，存在即合理，所以国家资本主义一定是合理的，具有它历史的合理性。这种模式被发展中国家的思想家们所接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送来了，而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送到了中国，直到今天依然具有争议。五四运动后左翼的这些革命者通过土地革命，工商业改革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但这是一种和苏维埃模式极其类似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这个模式让我们惊讶的是，在短短28年时间里，我们就完成了工业化，又用了40年时间使中国迅速的完成了现代化，实现了崛起。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存在即合理，合理即现实”，所以中国是合理的，是做对了的，只不过当代的中国人说不清楚。我们类似于英国，我们是经验主义，通过一种所谓的“直觉”。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带人在杭州读苏联的经济学教科书，刘少奇带人去海南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两个人邓小平和陈银也一定在读。为什么他们要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呢，因为他们意识到有问题，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同志都在思考国家资本主义的缺陷，他们发现了缺陷，但解决思路是不一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最有效的整合了资源，这是基于理性主义的，但理性主义是残酷的，革命就是理性主义的，土改和工商业改造也是理性主义的，必须通过资产重组和劳动力的最有效分配来实现工业化，这无疑是高效的。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是绝对的理性主义者，以至于现在很多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在搞伤痕文学，在批判那个时代，在控诉资产结构重组，控诉革命控诉土改控诉工商业改造，其实也就是控诉国家资本主义，但他们不是哲学家不是社会学家，他们无法理解存在即合理意味着什么，因为没有这个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但是有了这个我们要清晰的看到它的局限性和它内在的问题，这才是哲学家存在的价值。

毛泽东看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认为绝对的国家资本主义会扼杀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不可逆的走向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毛泽东看的很清楚，所以他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很多人理解不了，实际上他看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只不过毛泽东对于解决方案没有想好，马克思所思考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治理国家，但我们能实现的只能是执政党代理人来做这件事，如何避免授权委托的执政党或者执政者不僭越人民的主权而形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呢，毛泽东的方法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让老百姓去直接夺权，当人民起来后砸烂公检法夺取执法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夺取行政权，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全部被人民或者无产阶级夺取后，马克思的担忧立刻出现了。巴黎公社的教训就是人民夺权后无法完成有效治理，所以文革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一次伟大的实验但实验证明此路不通。

还有一个思考者就是邓小平，在江西南昌，邓小平在这里完成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思考，他和毛泽东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主张让人民直接夺权，他看到了社会资本在资产流转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他觉得需要引入社会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相结合才是能够最大限度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和最大限度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率的方式。改革开发就是允许社会资本主义进入国家资本主义内部和国家资本主义混合形成一种新的混合资本主义模式，这个混合资本主义模式，仍然不是马克思本意上所说的社会主义，但它已经开始接近了，它具有非常了不起的先进性，我们不能偏执一端的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什么都是好的，社会资本主义什么都是坏的，当他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资本论的第四卷应该开始写了，写第四卷的应该是中国人，我们需要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来完成资本论第四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毋庸置疑了，中国特色也就是混合资本主义模式，混合一定是产生化学反应的，混合是有比例关系的，孰轻孰重，它们之间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相结合，平衡点，边界，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的极限，这就是资本论第四卷应该讨论和解决的内容，而第四卷要解决的问题或者开篇的意义就是为了解决中国未来100年甚至500年发展的道路问题。

我们在前100年做的基本是不错的，后100年到2049年还有25年左右的时间，我们要看到哪里还有颠覆性的危险存在，可以说就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马克思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列宁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毛泽东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邓小平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任然不能画下句号，无法给出结论无法给出理论概括。